我火上浇油般扣了扳机，直直打破了它的喉管。

我们扒了熊皮，切了几块肉，余下的埋进雪堆并打了记号，打算下个月去取。

“美人儿的枪打得真漂亮。”他道，“您这人”

“我好歹也是个军人。”

“清秀，单薄。”他接着道，“您真的很适合站在天文台看您的星河万里，不像我我自打决意考军校，就没动过其他心思。”

“您为什么参军？”

他笑答：“为土地与人民。”

保夫卡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。前些日子去了伊加尔卡，镇上的医生给开了些药，都是临时延缓阵痛的方子。我们说不出话来，倒是他自己笑得没谱似的：“进城的话，给你们找酒找姑娘去。”

在酒馆里听闻资本家们正式倒台，莫斯科的暴乱又开始了。我躲了出去，想给父亲写信，但是没敢下笔。

不论怎样，我是国家的军人。

伊加尔卡这片灰蒙蒙的城市是保夫卡的家乡。他在这里成长，又去了圣彼得堡，遇见了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军官。

命运就是那么可笑。一同过路的人分出了尊卑，不言而喻地，一拍两散。

2月6日

保夫卡走了。

那天他清晨出去巡防，就再也没回来。我出去找他，只拾得他那把老式步枪。林子某处幼鹰凄长地尖声叫着，山脚下小村庄里回应着另一只公鸡经久不息的啼鸣。

安东把那把步枪拆成几块，枪管和弹夹留下，其余给埋了。我们知道保夫卡是基督教徒，给他打了十字架。听说死者手里要拿圣经，我们没有，只能拿了张纸片给他写上几句，贸贸然火化成一撮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