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能，抱歉。”他继续道，“看哪，这位可怜的小姐在房间里踱步，最终带着某种暗示站在一把椅子上把整面墙刷成了红色，然后——bang，一枪结束了自己的苦难。”

非常符合逻辑。

“这当然是大错特错。”克雷尔直起身，“尸体搬走了吗？我想我得回那个房间。”

韦弗莱去取监控录像，我陪着克雷尔去一号等候室。他站在门口，低头看了看那双高跟鞋，道：“下面我说，别出声。”

阿妮娅·安德鲁，29岁左右，从事政府文秘工作。今天是周六，她在中午十二时许到了布什菲尔德街，和一个男人共进午餐。她收到了一束红玫瑰，是个人都知道那代表什么。

她在午饭后来到了这家心理诊所，但没有预约，似乎要找谁。但在之后，她在前往偏僻等候室的路上被劫持。

“凶手带着无指纹手套，脚上也穿着鞋套。凶手脱下她的鞋，摆着门口。”克雷尔跨进门，“那人显然用什么捆绑了她的手腕，只留下极细微的红痕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”

“阿妮娅绝对不可能是自杀。如果是开枪自杀，她的手会无力地垂放在体侧，而不是交叠在膝盖上。”我加上一句。

“这很明显吗？”

“啊，是的。”

“那我们继续。”克雷尔走到房间中央，那些脚印已经被喷洒了反光涂料，还算明显，“凶手打晕过受害者，因为她头部有淤青。她被平放在一旁，凶手用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粗略地把墙刷成红色——是个熟练工，紧接着，凶手正式杀害了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