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向导师申请独自研究关于“犯罪心理统一性”的一切，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。我又将自己所收集到的样本与资料看了看，那都是伦敦近五十年来重大凶杀案作案者的生平经历。

他们中有些人被医院诊断患有抑郁症或精神病，但这些是少数。更多的是普通人，他们有着平常的人生，就像我一样。比如说这个，温特森·布莱克，1972年生人，一个电力公司的员工。他把自己的上司在浴缸里肢解，把残肢冰冻在公司冰箱里。

在他的口供里，他提到，他童年有只很喜欢的狗。他的父亲在一个冬天把那条狗变成了冬天的口粮。他做了一生中第一件荒唐事——割腕。

但他的家人对此从不在意。

我又翻看了其他人的资料。我以前只关注这些犯罪者的动机是否相似，却未曾留意对他们人格造成影响的因素。童年创伤，尊严或身体受到侵害，不被重视，被孤立

我把纸一页页翻过。台灯的光模糊了，冷汗从额角挂下来。

那根本不是猜想。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犯罪成长公式，这一切不过是复杂的心理暗示。

目的不过是将对人性的失望进行复制。

手一松，资料零散地落在面前的桌上。我根本真的对老卡勒的成果一无所知，他为了“犯罪成长公式”，对他的两个儿子做了什么啊。

我还对克雷尔说了点什么过分的话。

让我找他道歉么不可能，这话怎么说都别扭。我揉了揉头发，只听手机叮咚一声。我划开手机屏幕，看到导师的一条消息：

“我想推荐你进国王学院，继续卡勒的研究。”

“那他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