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来吕一鸣和余震也算是同龄人，两人虽然接触不多，但吕一鸣能感觉到余震身上有自己缺乏的东西。在成都的一段时间，他为了照顾老爸，没少和老爸、余晖父子一起去泡茶馆。

按说余震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，又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，应该比吕一鸣更喜欢泡茶馆才对。可事实刚好相反，余震在茶馆里待一分钟都胸闷。他总是闹着让吕一鸣推他去茶馆外面”透透气“，还称那些泡茶馆的老人为”老朽“。当时，吕一鸣也懒得跟他计较，只当他是因为有残疾，天天坐在轮椅上，心情烦躁也是难免的。

记得那时候，余震当着老爸吕逸飞的面都会跟余晖发脾气。

吕逸飞回来就对吕一鸣说：”帮帮他，我看他老子都快愁死了。“

吕一鸣就是听了老爸的话，才策划了”老山前线军人谈献身祖国“的演讲。在北大大讲堂做这个演讲时，吕一鸣一直站在摄影机前，从镜头里看着余震。说实话，他发自内心地佩服余震。余震没经过什么口才培训，他一上台讲得诚恳，后来越发动情。已经超出什么语言组织等俗套，他讲的是心里话。

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在小院里，余震坐在轮椅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不远处的街道。右腿空荡荡的裤管在微风中轻轻晃动，那是老山前线留给他的残酷印记。

他怀着一腔热血奔赴战场，在猫耳洞里熬了近一个月，战斗打响时，他奋不顾身冲上去，却不幸负伤落下残疾。高中学历，又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复员后他只能整日待在家里。

父亲蹒跚着从屋里走出来，头发花白，背也驼得厉害。看到父亲颤颤巍巍的身影，他心如刀绞。曾经，父亲在家里是一言九鼎的，也是为他遮风挡雨的天；如今，父亲渐渐老去，而他却成了需要被照顾的人。

他双手紧握轮椅的扶手，指节泛白，痛苦与无奈交织在一起，他脸上已经出现了皱纹。他想出去找份工作，为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，可身体的残疾和有限的学历让他四处碰壁。每一次求职失败，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他本就脆弱的心上。

夜晚，他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黑暗中，他不断问自己：难道这辈子就只能依靠父亲，成为他的负担吗？不，他不甘心！他握紧拳头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找到办法，让父亲不再那么辛苦。

他想过开个打印社，自家现在住在一层，临街的窗户打通到地面，就是个小门面。而且，市里对残疾人创业有优惠。可是，怎么说也得有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，他也担心如果生意不好，折了本，他心里没底，那可都是老爸的退休津贴啊。

正在这时候，老同学来找他，说有一位老师出国了，一时找不到语文教师，问他能不能给带一学期的课，他喜出望外，没想到自己这高中生还能去学校当教师。不过，老同学叮嘱他，尽量少跟教研组那些老师聊天，不定哪句话说得不对，就会被人利用。他觉得老同学未免太危言耸听，但想想自己常年窝在家里，不谙世故，也只能欣然接受老同学的”教诲“。让他开心的是，他跟那些学生娃娃们混得很好，孩子们喜欢上他的课，对他都很佩服。

说起来，吕一鸣并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他和余震一样，也想过带余震再到其他大学或者中学去演讲，但后来形势变了，越来越多学校聘请在改革大潮中的成功人士演讲，吕一鸣一直没能给余震再找到机会。余震呢？开始也盼着再去演讲，可吕逸飞过世后，吕一鸣一家回了北京，余晖提醒儿子别再给一鸣添麻烦。余震也觉得自己如果主动招吕一鸣似乎对不起群莉，于是，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校的教学上，组织写作爱好者开笔会，在他的教导下，有几名学生得了成都市作文竞赛大奖，余震把这些都拍成照片发给群莉。

看着儿子和群莉一直联系，余晖心里既喜又悲。他忘不了上次儿子不听劝，硬要去美国找群莉，还好，群莉懂事，没让进家门，还大老远地把咱们送回成都，做得够意思。他一直都担心群莉娘会因此埋怨自己，可他根本做不了儿子的主。

现在在学校代课，看着儿子心情越发好了，看来，儿子肚子里有水，不像自己就是个大老粗，是自己把儿子耽误了。他天天拜关公，让他保佑儿子。可看着儿子每次跟群莉联系都那么开心，他想过劝劝他，别再跟群莉联系，她是有男人的，别让她男人说出什么来，可他怕儿子再对自己发火，他闹不清在手机里聊天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吧？

他希望儿子这份工作能一直做下去，儿子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交给他，但总是骂骂咧咧地，埋怨着他没有编制，干活多，拿钱少。他知道儿子是无心的，并非针对自己，但他听着就是在骂自己，当初为什么没让他上大学，他后悔的泪都流在心里。每当儿子骂娘时，他总是张张嘴，却哑口无言。他把钱塞还给儿子，说让他给自己买点儿好吃的，和朋友去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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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听到老爸说和朋友去耍，他内心的自卑又翻腾起来。他不知道是现在的世道变了，不像老爸和吕逸飞他们，多少年不见，一旦见面了还是莫逆之交。现在的人在一起聊的都是生意经，对余震这麽个大头兵来说无疑是一种讽刺。或者就是他的残疾，人家不愿意和他一起耍，他能耍啥子？

“给你你就拿着，我又没的耍了。我就在屋里头看看电影算逑了。”余震又有点儿怒了。

余晖哆嗦着把钱收起来，他想给儿子攒着，就算将来娶不上媳妇，也能请个人来照顾。他梦里见到过老首长吕逸飞，首长还问起他的儿子，可没等他开口，梦就醒了。

自从上一次吕一鸣发牢骚，提到黄坎的师德问题，汪富贵就在思考着未名学院的教师队伍该如何建设，他想不拘一格，这一点他和吕一鸣的想法一致。吕一鸣就对汪富贵提到了余震。

“就是那个在北大大讲堂做报告的四川军人？”汪富贵有印象。

“您还记得他？”吕一鸣竟有点儿喜形于色了。

“是啊，他好像是最后一位在大讲堂作报告的演讲者，后来不久大讲堂就拆改了。”汪富贵说。

“呵呵，他还空前绝后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