院子里安静得只有虫鸣，泛黄的灯泡发出绒绒的光。墙上的光影慢慢地移，从炽热如火走到浅薄入暮，又从孤寂中抬起头。

她在堂内不知不觉跪坐了一整夜。

第一缕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我向她伸出手，想扶她起来。

当她把湿凉柔软的手递给我时，我感觉自己握住了一滩黏稠的血液。

她缓了一会儿，推开我的手，礼貌地道了声谢，临窗而立。朝阳被层层叠叠的树叶筛过，漏到她身上变成了淡淡的、圆圆的、轻轻摇曳的光晕。直到光线铺陈了整间屋子，她方转身离开。

那是我唯一一次窥见了她的情绪。也是最后一次。

三

六月的夜里，傅韶在巷子里见到一位残疾的流浪老人，不忍心他睡在泥泞的路边，被雨浇透，就带他去找了一家旅店，付了一夜的住宿费便离开了。

然而回来的当天晚上，她就开始发高烧。怕传染给孩子们，她要求所有人都不要进她的房间来。原来她想着先吃药熬一晚，第二天早上如果还没好就去就医。

但是没有人想到，第二天早上，那扇门就再也没从里面推开过。

十四五岁的四个人，第一次在没有老师的带领下，惊慌失措地跑出这座院子。这些怕生的孩子们，又哭又叫，疯狂地敲响附近人家的门，企图寻求救命的稻草。

那天，远在二十公里以外的市中心，二十二岁的傅泠泠站在大礼堂里，经历着她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——大学毕业典礼。

傅韶想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到学校的集体教育。其他四个孩子在上了几天学后，死活不肯再过集体生活，只好回来由傅韶亲自照顾。只有傅泠泠规规矩矩地读到了大学。因为身份原因，政府会给予学费的补贴。她也争气，自从上了大学，年年都拿到奖学金，几乎不要傅韶为她的日常开销花钱。